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,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。

     1神经递质学说

     现代医学认为大脑神经递质在神经突触间的浓度相对或绝对不足,导致整体精神活动和心理功能的全面性低下状态。目前已知如下4种神经递质[1]。

     1.1  去甲肾上腺素   有人从抗抑郁药物及单胺氧化酶抑制药的药理作用得出:抑郁症患者中枢去甲肾上腺素能系统的突触间隙缺乏其递质NE,而抗抑郁药的主要药理作用为阻滞突触前膜对NE的重摄取,使突触间隙NE含量增加,有充足的NE与突触后膜上的受体结合,从而消除抑郁症状,从而增高突触间隙NE的含量及消除抑郁症状[2]。

     1.2  5-羟色胺   5-羟色胺(5-HT)系统与情绪抑郁有重要关系。5-HT功能活动降低,则患者容易出现心情抑郁。拟5-羟色胺药物在临床上是高效的抗抑郁症的药物,可以选择性地抑制5-HT的重摄[3]。研究表明[4]大鼠经过21天的应激刺激后,抑郁症模型大鼠皮质、海马和下丘脑NE、5-HT和DA及其代谢产物总量减少。三环类抗抑郁药丙咪嗪能增加大鼠脑内5-HT的含量,其抗抑郁机制在于阻断5-羟色胺能神经末梢对5-HT的重摄取,增强突触传递作用,使病情得到改善[5]。

     1.3  乙酰胆碱   乙酰胆碱的功能与记忆、学习有关。Janowsky等人认为胆碱能神经元广泛分布在大脑边缘系统,提出胆碱能去甲肾上腺素能平衡学说。前者能增强引起抑郁,后者能增强则引起躁狂。抗胆碱能药物有较好的抗抑郁作用,能阻断突触前NE和5-HT再摄取,且与抑制胆碱能的活力有关。研究发现[6]增加胆碱能活力,可加重情感障碍者的抑郁相,故认为胆碱能系统也参与了情感调节。
 
     1.4  多巴胺   有人提出,DA可能参与抑郁症的发病。最近Maj等发现,使用激动剂抗抑郁治疗后,有可能增加了活性状态的D2、D3受体的密度。DA受体反应敏感性下降的患者,使用帕罗西汀抗抑郁治疗效果会更好[6]。Ossowska等研究发现[7],长期应激处理后,大鼠边缘系统的D1受体密度显著增加29%,而长期抗抑郁药物治疗产生相反的作用。

     2内分泌系统与抑郁症

     2.1  丘脑下部—垂体—肾上腺轴   HPA轴能够调节食欲、睡眠及对应激的适应,与抑郁症关系很密切。当大脑接受刺激后对丘脑下部发出信号,丘脑下部即释放促皮质激素释放激素(CRH),CRH抵达垂体,刺激垂体释放ACTH进入肾上腺,肾上腺释放皮质醇。抑郁症病人HPA轴亢进,对皮质醇的释出失去了控制,皮质醇、CRH、ACTH升高[2]。 

     2.2  下丘脑—垂体—去甲肾上腺素轴  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伴发抑郁情绪在临床上很常见。甲减症病人常伴有表情呆滞、乏力、反应迟钝等抑郁症患者常见的临床症状。研究资料发现抑郁症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,甲状腺激素水平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[8]。据统计[9],5%～8%抑郁症患者有不同程度时隐性甲状腺功能减退,9%～20%抑郁症患者抗甲状腺抗体水平升高,提示抑郁症与甲状腺功能障碍可能有联系。

     2.3  性激素   雌激素和孕激素等生殖腺激素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,①雌激素能抑制单胺氧化酶[10],可促进抑郁发作,如女性处于更年期时,其抑郁症的发病率较高[11]。因此有学者认为抑郁症患者血清雌激素水平下降[12]。②孕激素:孕激素能促进γ2氨基丁酸2A受体功能,加强神经元抑制[13]。产后抑郁症患者可能由于分娩后孕激素快速撤退,可解释产后抑郁症的焦虑和易激惹症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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